《給十九歲的我》在一片爭議聲中奪香港電影金像獎「最佳電影」。也許，站在紀錄片的角度，其製作是出色的（利申：沒看過）；但站在道德角度，製作單位絕對令人齒冷。
哄未成年小妹妹拍紀錄片，無視主角意願。及後，又改口提出打算作私人放映及參加電影節，並且拒絕刪剪阿聆（反對公映的主角之一）的片段。
公映前非但沒有讓主角們優先檢視，甚至不曾知會她們電影已送往電檢。一句「final cut 已通過電檢」，徹頭徹尾就是先斬後奏。阿聆因而拒絕簽署同意書，卻被威嚇如阻止上映或須負上法律責任。
首映後，阿聆情緒不穩，由校方提供的心理醫生診斷後建議「電影不適合進行公映」，校方及導演卻仍一意孤行堅持公映。
就連「牛下女車神」李慧詩也是電影公映後才自友人口中得知自己「被參與」上鏡，公開呼籲抵制《給》片。
綜合以上各方面考慮，《給》片的製作團隊壓根兒不知尊重為何物。上台領獎的聯合導演郭偉倫得獎致辭時更進一步演繹甚麼叫「霸王硬上弓」。
郭偉倫大言不慚地呼籲業界拍紀錄片「記住唔好熄機，繼續拍，唔好驚，拍咗先算，剪咗先算，上咗先算」。他更指該片獲獎，讓眾人知道「點樣保護創作人嘅拍攝同電影作品」、「所以我可以繼續應該企出嚟，光明正大咁拍我哋要拍嘅嘢。」
這句話，周冠威有資格講，19年冒險在街頭直播的前線新聞工作者有資格講，唯獨《給》片的製作團隊沒、這、個、資、格。
除非槍林彈雨情況不許可，又或是以公眾利益為由揭破陰謀騙局，否則紀錄片除了記錄真相，同時亦須尊重私隱和受訪者意願 ──《給》片明顯不屬這兩項身不由己的類別。
在做導演之前，他先是一個人；而做人，要有良知、有底線。
「拍咗先算，剪咗先算，上咗先算」？這跟強姦拍攝對象意願有何分別？
滿嘴霸王硬上弓的歪理，如何個光明正大法？假若被拍對象是他本人的子女，他還可否面不改容地在子女面前講同一番說話？
